从历史经验来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治领导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
在这里，萨维尼通过对法律史的分析，确证了每一个民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很少有契约活动的余地。
形成可信、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达成鉴古知今、回应现实的研究目标。有关视角问题，我们可以选择英国著名学者奥克肖特的《哈佛演讲录》来作为例证，这是一部反思欧洲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著作。（三）形成可信、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 为历史而历史，那更多的是考古学者的工作，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而言，它是要借助制度史、思想史、观念史资料，来解构、引申出相关结论：或总结法律制度演化的规律这也说明了1945年之后自然法在联邦德国的复兴的原因。而包括法学研究在内的社会研究，与纯历史研究的旨趣不同，它们的目的是从各种不同的时空搜集某一类相同的社会事实（包括历史事实），抽离其特点，以建立通则或定律。
例如常见的柏拉图与孔子的比较、亚里士多德与孟子的比较就是如此。还有学者论证道，在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并没有权利这个词……在那时，评判道德问题的用语主要是其（在道德上）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哪些是符合或者被自然法所要求的，哪些是应当做的或有责任要做的，而不是使用一个人有没有权利或者有哪些权利这样的用语。两个人一起散步和刷墙，与苹果手机的不同零件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二者之间的差异一定是巨大的。
二者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一词的两个层次的含义来说明。集体意向性与集体中具体某个人对规范的接受，是两件事。布莱克认为，至少在美国，当时无论是法学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还是社会学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都包含着明显的规范性内涵，因此都具有政策研究的性质，这在方法论层面损害了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在大规模的现代陌生人社会中，这是一个永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例如，许多人的本意是想讨论法律社会学如何可能以规范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分析和论证的过程中，却变成了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论证，即各种关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法律规范是否毫无用处，还是很有助益？但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拉兹曾经分析过的承诺，是用来说明规范此种特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法律社会学与社科法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社科法学通过对个案纠纷中事实性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强调，最大限度地超越甚至取消了法律规范在个体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性。概念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它确实与实践处于不同的层次。中国超级巨大的治理规模，使得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成为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此预期落空，发生失望的可能性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一起散步的某个人就不能突然不辞而别，悄无声息地离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系统论法学将规范理解成是一种反事实稳定的行为预期。如果对规范的研究只能是对规范正确性的证成，那么法律规范就不能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此而言，汽车的定义或许应该是：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
同时，法律社会学也承认法律规范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秩序中都扮演了某种基础性的作用。在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秩序中，法律发挥着非常基础和关键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客观性是通过事实性而得到担保的。因此，如果无法对法律的规范性做出描述和说明，法律社会学就很难真正有所作为。
问题在于，非任意的行动，未必总是合理的，或者是在理性上是正确的。但你在具体的驾驶过程中，也许会发现，在某些紧急状态和特定情境下（疑难案件），也存在打破这些条条框框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社科法学尖锐地批评了法律教义学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主要依赖于解释和适用成文法规则来裁判案件，从而不但忽略了案件事实的重要性，甚至还剪裁和制作了案件事实，扭曲了包含在案件事实中的，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英美世界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思想中，看到这场争论的影响。正如拉兹后来承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权威仍然不过是法律提出的要求（the claims of law）。法律社会学主要是以法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要将法律规范本身作为一个事实来观察和研究。
作为一种行动指引，规范的事实有效性往往被理解成被遵守，即杜绝偏离行动的发生。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演化的一个机会。
例如，相对来说，赛尔认为其中存在某种我们意图（we-intention），而吉尔伯特则将它的结构看作共同承诺（joint commitment），布拉克曼则介于赛尔与吉尔伯特之间，认为既存在交互的回应性，同时也存在共享的集体意图。随后，被布莱克论文重点批评的加州伯克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和诺内特（Philippe Nonet），各自对布莱克的批评做出回应。
一方面，个体日常生活中已经被渗透进了大量的远远超过个体能够充分认识和掌握的因素和影响，从而个体不得不大量依靠新闻媒体和舆论，对这些事实形成粗略的理解，以理解和适应个体所生活的世界及其逻辑。无论是预期兑现还是落空，所有预期都具有事实性。
因此，这并非通过论证的方式，也非通过规范回溯的方式来对待规范。但这种进路也有自身的缺陷。宗教对人类秩序的深刻影响，是很难加以否认的。举例来说，一个大学教授可能用一种错误的思想和方法从事教学工作，因此毁掉大量的优秀学子，但他也许仍然可以舒适地在他的岗位上工作直到退休，最后凭借退休金度过幸福的晚年。
由此，这个问题就被纳入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的框架之中进行讨论。同时，这个问题也是哈特之后，在方法论层面，分析法学派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驾驶学的知识体系来回答汽车学是什么，那么，答案很可能就是汽车学就是一门正确使用油门+刹车+反光镜，从而平稳驾驶汽车的学问。而社科法学则往往不仅希望法教义学研究者承认法教义学是有局限的，同时也试图放大法教义学的局限性，将它描述成一种严重和根本的缺陷，从而希望他们进一步承认社科法学构成了法学教育和法律方法的一种全新范式。
系统论法学并不否认，在身体在场者的互动中，确实可以形成以集体意向性为基础的合作，如一起散步，一起郊游，一起演奏音乐会。因此，在个人行动的层次上，认知更新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于法律人的日常工作来说，法教义学是必备的核心工作技能，也是法律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这是因为，法律和道德都符合社会事实的标准，即外在性和强制性。与其他理由相比，该理由具有优先性，事实上导致了行动者放弃了个人判断。另一方面，反过来说，个体也日益难以理解和掌控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产生的各种可能的深远影响和后果。
这种规范往往是与具体情境高度关联在一起的，它的内容也是非常具体的。但反过来说，无论是将法律规范解释成独立于内容的理由，还是优先性理由，最终又不得不依赖于从实践理性的角度证成此种特殊的行动理由，是合理的。
但这种新的集体意向性的理论不再认同涂尔干将强制作为法律规范性客观存在的指标器，而是试图通过集体意向性来说明法律规范性的来源问题。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詹姆斯曾经指出的： 要在我们的思想中对一个东西达到完全明白，那么，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这个东西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我们可以希望从它引起什么样的感觉，以及我们必须准备做出何种反应。
这些例子都启发我们，或许可以将法律看作类似于货币、权力这样的一般性的和象征性的媒介，从而通过法律对社会行动者所产生的某种象征性激发，来理解法律规范在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的作用，从而阐明法律规范的性质。法律对此种规范性拘束力的主张和坚持，恰恰就是法律与非法律得以被区分的关键。